然不论如何，君子不可无视于习俗，不可有为民立法之自负。
--当人们的生产生活处于半自然状态时，社会发展本来就很缓慢，所以儒家也没有把它当成重要的问题看待。2，传统仁学的等差之爱是第一位的，平等次之，而自由主要是道德的自主和自律，所以今天需要给予创造性转换。
如果所谓的"新儒家"，已将其他各家融合在一起，甚至自己的思想基础都面目全非了，那其实就不是新儒家，而是现代人借助各种思想资源所进行的全新创造了。以"为仁由己"和"己欲立而立人"，表明仁学中有自由思想，是说得通的，但如果说这种"自由"指的是意志自由，那么，孔子恰恰是让这种自由服务于仁爱，而并未给它以独立价值，孔子并不讲"为恶也由己"，或者从中性的角度看待人的自由。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中，儒学占据着重要的乃至主导性的位置。其一，如果我们把仁学首先理解为一种具有哲学意蕴的"人学"，那么，无论从"人"这一概念上说，还是就现代人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及其可能的前途而言，都应当着眼于逻辑和历史的统一，从"人"本身所包含的自我意识、自我命名中，开显出人作为"类"的"平等"、作为"个体"的独立"自由"，和作为"共同体"成员之间的"公正"。总之，无论就"仁"的原义以及孔子以"仁"启示、提升人的自省、自觉和自立的大旨而言，还是着眼于人的自我意识及其"类属性"、"共同体性"和"个体性"，我们都应当批判性地重思传统仁学的思路和学理问题，给予必要的修正和大大地拓展。
因而，我认为，以仁学为主要内容的儒学，与其说是一种合理的社会历史学说、政治学说，不如说是一种基于人的血缘共同体及其整体性的价值学说，虽然儒家也有"三世"说，但价值的想象和评判远大于事实求证。因而，儒家仁学和其他传统的思想智慧，岂能只是充当"心灵鸡汤"？这就有了一个仁学能否和如何通过创造性转换，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。若服章者，精英以西装为礼服，在校少年儿童皆穿肥大邋遢之劣质运动服。
此俗或善或恶，或得体或鄙陋。《论语·泰伯篇》所载孔子的话说明了君子养成之道：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连而不相及也，动而不相害也。比如，国家领导人祭圣王，祭孔。
不过，三代封建时代，人们皆生活于小型共同体中，故公、私生活没有截然界限。对于英国的绅士风度、对西洋之乐，也歆羡不已。
于是，分散的平民族群得以确立其信仰之象征。然则，此一礼乐重建，当依循何种原则？ 礼乐重建之原则 当代之礼乐重建头绪纷繁，或可大略分为公、私两个方面： 首先，政府当依据中华传统重建国家礼仪体系。至于乐，今天惟有郑、卫之音，而黄钟大吕、雅颂之音难寻，宋明之乐——戏曲，也日渐衰微。在20世纪中期，知识分子与权力密切配合，积极投入针对传统礼乐的战争。
当时，穿西服是开放的文化和政治象征。现代人总是倾向于忽视文，斥文为虚伪。他们呼天抢地，而今，对世道之败坏，同样作痛心疾首状。他们再度如同法家，迷上了制度：据说，政治、法律等领域的制度变革是决定性因素的，也是唯一正确道路。
这些文在内为规则、制度，在外为衣裳、车旗、宗彝、乐器等名器，谓进退、周旋之仪节。是故，先王之制礼乐，人为之节：衰麻、哭泣，所以节丧纪也。
尝曰：事亲奉祭，岂可使人为之。他们谨守礼乐，也以礼乐统合社会，维持文化、社会与政治秩序。
正是礼乐之文，把华夏与蛮夷戎狄区别开始，而华夏正是依靠文德吸引四裔。实际上，没有礼乐，没有文，人的生存将充满不确定性。此一礼乐西洋化过程在20世纪中期被打断，80年代之后重启。患近世丧祭无法，期功以下未有衰麻之变，祀先之礼袭用流俗，于是一循古礼为倡，教童子以洒埽应对。惑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故而，文让人、让家、国光明，此即文明。
礼乐则本乎天道，依乎人心，人人精心维护，而形成好的、优雅的、高贵的生活方式。西方历史同样经历过礼崩乐坏、礼乐重建之往复：希腊礼乐盛极一时，难免走向衰亡。
若无得体之礼文，则人自身粗鄙，人与人之间的合宜关系也无从表现。礼乐重建，正当其时 每一轮的礼崩乐坏始于精英之败坏，这一轮也不例外。
射、乡食飨，所以正交接也。礼乐重建之基本原则就是因中有所损、有所益。
伴随着儒教概念提出，有一批人士致力于恢复祭孔之仪。《乐记》：金、石、丝、竹，乐之器也。现代社会绝非无礼无乐，若真如此，现代社会不可能维系。是故，强者胁弱，众者暴寡。
好恶无节于内，知诱于外，不能反躬，天理灭矣。《论语·学而篇》有子曰：礼之用，和为贵。
可以说，礼乐重建，其实就是公、私生活方式之修葺、美化，就是文明之光大。到汉代中期，上自皇家、经由儒家士大夫群体、下至基层社会，社会各阶层皆有其礼乐，礼乐基本重建。
这些并非虚语，由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等文献可见周代礼乐文明之盛况。于是，教化浃洽，民用和睦。
首先是政治上的冲击：主权国家制度冲击贵族制度，贵族主导的礼乐体系陷入危机，而中世纪礼乐是由世俗、宗教规则承载的。礼乐之文上揆之天之文，也即天道。不过，在此堕落大潮中，一股重建礼乐的力量也在悄然兴起。更为重要的礼乐重建发生在基层社会，此为董仲舒所说的更化。
据说，摧毁固有礼乐，即可建立现代文明。正确的态度是，以谦卑姿态，面对习俗。
和亲之说难形，则发之于诗歌、咏言，钟石、管弦。奇怪的是，对于一切重建礼乐之努力，现代精英、尤其是知识分子又不以为然，多数时候是恶语相向。
实际上，西方在早期现代经历过一次礼乐重建。共同的礼乐之覆盖范围，决定着共同体之规模。
